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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31股吧:二战前夕,英国驻日大使仅靠外交手腕,成功扭转英日中贸易战局势

2019-06-14 18:54:26 来源:一尘投资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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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4834字

作者:O'爸爸

编辑:脑洞君

数年前,在寻找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我意外在英国伦敦档案馆发现一封非常有意思的信件。那是一封由英国工业总会理事盖伊.洛科克爵士在1939 年1 月26 日写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件。

想不到这封信辗转引领我找到当时东亚关系上的关键人物——1937 年至1941 年驻日本东京大使罗伯.克雷吉爵士。

后世对克雷吉爵士在处理英、日关系的评价存有分歧。一说认为他对日本事务没有经验,常给予日本无保证的缓靖承诺以争取日本温和派的支持,有“张伯伦之友”的称号;一说认为他洞识英国当时在东亚已处于弱势,尝试从外交途径避免英、日双方开战。这些评价主要立基于他在三件历史重要事件上的态度:1939 年的天津事件、1940 年的浅间丸事件及滇缅公路事件,以及1943 年他对邱吉尔政府的批评。

但有一点是双方都会接受的,那就是克雷吉爵士的外交手腕相当温和、仁慈,如在天津事件中向日本交出中国嫌犯,在浅间丸事件中释放了部分德国海员、临时封闭滇缅公路等。

而这次所获的洛科克爵士信件,将让我们看到克雷吉爵士外交手腕的多样性。

盖伊‧洛科克爵士的信件

洛科克爵士的信件内容大概是报告南中国的营商环境每况愈下,原因是广东珠江及其他水域被日军封锁了。这样下去,不但香港的经济会受到威胁,就连与香港贸易的英国商人亦受到牵连。

读到这里,起初以为1938 年广州沦陷,日军占据广东多处地方,封锁珠江等多处水域,以防反击、巩固占领区域,实属正常。不过,信中有这样的一段:

日本商人正不断从水路将来自日本及台湾的免税货品运入广东省内。这说明在珠江水域上航运是十分安全的。而在南中国的日本人对英国人并非不友善,只是我们无法利用这优势,继续坚持保障英国人在这一区的商业权益。

从洛科克爵士的语气去推测,似乎当时日军是以珠江流域不安全为由,禁止船只航行。但据他所收到的情报所示,事实并非如此,珠江流域并非不安全,如上面引文所示,大量来自日本及台湾的免税货品被日本商人运入广东省内。亦即,日军继续以河道「危险」为由,封锁珠江流域,阻止非日本商船航行,实违犯了自由航行、门户开放政策及公平贸易等原则,这使洛科克爵士非常不满。

那么,日军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呢?这又如何反映东亚地区的日本与英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关系呢?只可惜记载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不多。

二战前夕,英国驻日大使仅靠外交手腕,成功扭转英日中贸易战局势

二战前夕,英国驻日大使仅靠外交手腕,成功扭转英日中贸易战局势

(资料来源:Guy Locock, Letter to Foreign Office about Shipping Situation in South China, 26 January 1939. Reference No. FO/371/23451/79. The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封锁两江的概况

虽然关于珠江的资料不多,却意外在《扬子江航行问题ニ关スル米英ノ要求附珠江开放问题及内河航行问题》的日本档案中找到线索。原来日军不只在1938 年封销了广东的珠江流域,早在1937 年,它就已封锁了长江流域(当时称为“扬子江”)。

二战前夕,英国驻日大使仅靠外交手腕,成功扭转英日中贸易战局势

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可反映在各国公司于沿岸的投资金额。以汉口为例,英国人便投资了五千万镑在当地建设船坞、码头等。所以,克雷吉爵士曾就日军封锁长江流域一事提出严厉指责,直斥长江一事将对国际贸易造成重大伤害。

其后,在1938 年10 月广州沦陷后,日军还将另一通商主干道珠江流域封锁。克雷吉爵士便在1938 年11 月,就封锁长江及珠江流域问题会晤日本外相有田八朗。然而,在整个解除封锁的谈判中,正如日本文件所示,日本、英国等都将珠江的解封问题附于长江问题,一并处理。亦即,若日军解除对长江封锁,珠江亦会跟随。

在1938 年11 月的会晤上,克雷吉爵士促请日方尽快解决长江流域的自由航行问题。同时,他亦对日本主张的【日本、满州、中国三国经济壁垒】(日文为“日支满三国ノ経済(ブロツク)”)表示忧虑,认为这只会打击日本经济,并借此重申英国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及公平贸易原则。

在会晤上,有田八朗亦透露了解除封锁的条件,除了意料之内的条件,如水域必须安全、航行须预先获批准、禁止运送军备外,还要求英国须采用日本军票作为交易货币。

二战前夕,英国驻日大使仅靠外交手腕,成功扭转英日中贸易战局势

(资料来源:Robert Craigie, Behind the Japanese Mask(London; New York etc.: Hutchinson & co., ltd, 1945))

日本封江背后的动机

为何日本有此要求?这其实是日本与英、美等国在中国贸易战的延续。

据有田八朗的理解,在这段时期里,日本商人只能在中国的军事占领范区作生意,其他中国地区的贸易基本上由英、美等国垄断。也就是说,日本的货物无法外销到占领区以外的地方。

1938 年11 月3 日,日本攻陷上海、南京、广州和汉口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随即宣布「东亚新秩序」,日本、满州、中国三国必须通力合作,互惠互利。

同月11 日,日本法律学者高柳贤三曾以经济角度解释【日本、满州、中国三国经济壁垒】,他指出三国壁垒其实是仿效大英国协,原则上是东亚版的国协。日本将如英国般在国协中担当重要角色,主导军事、外交等事务,三国亦会有紧密的经济合作。这显然呼应着当时日本在中国贸易的停滞情况。

除了不利日本的历史环璄因素外,日本军票的有限度流通,间接增加了日本人在中国的经商成本,亦令日本在中国贸易上进一步陷入困境。日军为保日本军票的价值以应付军事开支,强制日本人在中国以军票结算。然而,由于中国政府及爱国商人拒绝采用日本军票,而英、美等国亦一直坚持以法币结算,因此日本军票只能在占领区作有限度的流通。

看出问题了吗?亦即,日本商家需要用法币去购买中国不同地区的货品,而他们只能大约以14:9(日本军票:法币)的兑率去换取法币,无疑比一直支持法币的中国及英、美等商人高出不少成本。

二战前夕,英国驻日大使仅靠外交手腕,成功扭转英日中贸易战局势

(资料来源:5.扬子江航行问题ニ关スル米英ノ要求附珠江开放问题及内河航行问题。档案编号A-1-1-0-30_032, 5,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参考编号B02030575000, 亚洲历史档案中心(JACAR))

在这样的商业竞争与货币战争的背景下推论之,日军在1938 年封锁两江,一方面想迫使英、美等国改用日本军票,从货币政策上打破英、美等国在中国的贸易垄断,以扭转其劣势;另一方面,也想借着禁止外国商船航运的机会来巩固自身在中国的贸易地位。

1938 年的中国上海海关数据指出,日本当时的贸易额已超越美国、德国及英国等三国。这亦在一定程度上应证了1939 年洛科克爵士在上述信件中所提及他对香港前景的忧虑。

克雷吉爵士的决定

让我们回到克雷吉爵士与有田八朗的会晤。

虽然封锁两江对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克雷吉爵士并没有妥协,依旧拒绝使用日本军票来换取英国商船的航运权。

原因之一,便是长远来说,它明显影响英国在中国贸易利益,可能得不偿失。再者,这有违英、美当时的“中立”立场。自1937 年日本正式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英、美一直都坚守“中立”立场,同时强调日本不应单方面以武力去改变现状。

因此,正如前文所述,英、美两国一直在财政方面支持中国政府,使之有较稳健的财政基础,继续抗战。除了坚持使用法币结算交易外,在1939 年3 月,英国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还宣布,英国与中国的主要银行将投资1000 万镑的基金,以巩固中国法币,英方这边由财政部担保,先支付500 万镑。

最后,在克雷吉爵士及美国的施压下,加上日方态度转变,日军最终在1940 年有限度放宽外国商船在两江航行,故事亦暂告一段落。

由书信、自传、日本档案留下来的这段小插曲,让我们得以看到克雷吉爵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手碗的多样性。正如文章一开头所述,克雷吉爵士在处理天津事件、浅间丸事件及滇缅公路事件上,处处忍让、手段温和。但是,在两江封锁的外交风波中,他也显示出强硬的一面。

克雷吉爵士似乎毫无惧色地向日本施压,捍卫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以及维持当时中国现状。虽然克雷吉爵士将英国的利益置于各国的利益之上,但这小插曲显示出他在外交上具备软硬兼施的能力。

在经贸大战之后

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克雷吉爵士有此灵巧的外交手腕,都不能进一步延迟,甚至阻止太平洋战争爆发?

答案可能如克雷吉爵士在自传所述,自1940 年以来,日本温和派受到严竣的言论自由管制,以及政治暗杀的威胁,迅速退出政治舞台。那种肃杀的氛围,甚至驱使克雷吉爵士将他们写给他的信件烧毁,免得他们连受累。日本军国主义之势因欠缺温和派的牵制而日益不能逆转。

但问题不应只着眼于国内的温和派,还有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日本政治外交史学者黑泽文贵指出,在1920 年代,日本的外交政策尚算积极维持多边合作关系,因为日本须在由英、美两国主导的国际形势中增加自身在中国的影响力。到了1930 年代,这多边合作的外交方向已无以为继,原因之一是在1929 年后贸易壁垒在各国兴起,日本亦步亦趋,进一步步向“封闭经济”,谋求自给自足。

就上述锁封两江的情况而言,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已将经济、贸易问题置于英、美等国的国际关系之上。另一方面,英、美两国对其制裁越来越严苛,雪上加霜。在这逆境下,日本孤注一掷,选择了军国主义,太平洋战争便无可避免。

从今天所现仅有的史料来评价过去,对过去人的人和事多少有点不公允,因为史料在历史的发展中可能因各种原因亡佚,一如克雷吉爵士曾烧毁一批由日本温和派人士所写的信件,今日我们便无机会解读它。

与其停留在对他的评价,不如切切实实从他的故事中取经。他以五年的持坚告诉我们,以和平手段或谈判去处理国际纠纷绝非易事,随时换来「养虎为患」的后世劣评,却能探索到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可能性,使战争不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盼望现今各国能借镜克雷吉爵士灵活多样的外交手腕,把北韩核危机、中美贸易问题等国际问题转危为机。

参考资料

1. 5.扬子江航行问题ニ关スル米英ノ要求。档案编号A-1-1-0-30_032, 5,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参考编号B02030575000, 亚洲历史档案中心(JACAR)。

2. Fumitaka, Kurosawa, 'Great Britain and Japanese View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n Philip Towle and Nobuko Margaret Kosuge eds. Britain and Jap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e Hundred Years of Trade and Prejudice . London; New York: IB Tauris, 2007.

3. Craigie, Robert. Behind the Japanese Mask . London; New York etc.: Hutchinson & co., ltd, 1945.

4. Locock, Guy. Letter to Foreign Office about Shipping Situation in South China, 26 January 1939. Reference No. FO/371/23451/79. The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5. Lowe, Chuan-hua. Japan's economic offensive in China . London: G. Allen and Unwin, 1939.

6. Lowe, Peter, 'Britai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war in Asia, 1937-41', in Ian Nish ed, Anglo-Japanese alienation, 1919-1952 : papers of the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 Nish, Ian, Lowe, Peter and Hoare, JE eds. British Envoys in Japan 1859-1972.Folkestone, Kent: Global Orient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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